另一层理由是担心密谋会被维新党方面提前泄露，这并非没有可能，谭嗣同访袁，有多位新党人物知晓，袁回忆，“此是何等机密之事，彼等在别处亦昌言不讳。次日，京中已有交头接耳谈及此举者矣”（注：张国淦：《北洋军阀的起源》，《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3页。）。假如慈禧是从其他渠道而不是袁世凯那里知道密谋，袁在后党方面将百口莫辩，袁必须先行下手。一位对袁有深切了解的人评说：“假如袁世凯对戊戌政变一局，永远闭口不言，我们对于当时情形，只有怀疑，而无法证明他是出卖光绪的叛徒。但见了这一篇文章（日记），中间的漏洞就很容易指出了，‘此处无银三十两，对门阿二勿曾偷’，此即是袁世凯的口供啊！”（注：《张謇传记》，第79-80页。）
其次，来自张一麐等透露的若干信息。张一麐，曾长期担任袁的机要幕僚，袁世凯就戊戌事件曾跟他有过交谈，《戊戌日记》的部分版本最早就是由袁世凯交给他而刊发的。于此，张一麐在民国十五年九月给蔡元培的信中云：“顾关于戊戌一节，系光绪末弟以袁将返里，直以此事问之。袁曰：‘吾有日记当与汝’。翌日与此相授，弟因不足解纷，终未宣布。去年况夔笙来苏，弟以此与之，已编入申报丛话中。弟且曰：个中人物，只有南海，盍为证明是非。而南海始终未有只字相答，其先时付印者在南通书林有一单行本，即费君（仲深）向弟处抄录而流至南通者也，其缘起如是”（注：《袁世凯与戊戌政变》，第148-149页。另有说“申报本”不是来自张一麐，而是费仲深从莫楚生处得到（参姚伟整理：《“戊戌纪略”序跋及题辞》，《近代史资料》总81号）。但此说存有疑点，容另考。）。可见，张一麐是袁世凯“鸣冤”事件中的要角，袁日记特地交付张一麐，说明两人关系的非同寻常。戊戌政变，牵扯皇上太后，关碍个人名节，还涉及六君子的人命，案情重大，袁一向讳莫如深，却对张一麐透露一二。所以，对张一麐的有关文字，我们不可等闲视之。张一麐记：“戊戌政变，言人人殊，余据北洋幕府所闻：谭嗣同因西后干政，谋围颐和园，说德宗赏袁世凯侍郎衔，欲令入卫，袁本强学会中人，可为己助。袁奉旨后，入京谢恩，寓海淀旅店。嗣同夜访之，出德宗墨谕曰：‘今日之事，如不诺，则以*击公后，我亦自尽。’袁云：‘皇上所命，无不遵者，但向例皇上必用朱谕，墨笔尽人可为，不能奉诏。’”张还称“此数语皆袁所亲告人者”（注：《古红梅阁笔记》，第25-26页。）。这段言词与其它记述大同小异，却对袁世凯入京寓所的记录有不同。一般多把它当作笔误，因为谭、袁相见的地点不在海淀旅馆，而在法华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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