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如前所述，否认袁世凯告密是引发政变的直接原因的见解，并非新说。只是长期以来，这派的言路和思路受*和道德标准的压抑而难以发挥。近年来，因学术标准渐成学人共识，此一旧说为学者们用种种新材料新思路加以阐释，而有了愈来愈大的影响。应该说，研究有长足进展（注：最新的研究成果请参见戴逸：《戊戌年袁世凯告密真相及袁和维新派的关系》，《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骆宝善：《再论戊戌政变不起于袁世凯告密》，《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房德邻：《戊戌政变之真相》，《清史研究》2000年第2期等。），但绝非所有环节都能丝丝入扣。 

于此，别不多谈，只提出一点，如果袁世凯没有告密或在政变发生后才告密，何以摆脱他是维新党人同盟的嫌疑？因为这中间相隔有几天时间，期间隐匿不报，政变发生后才报告，除了让人产生他有避嫌的拙劣投机心态外，又有多大意思？这种为了洗刷嫌疑的告密除了愈洗愈黑适得其反的效果外，还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况且，袁世凯如果没有在戊戌政变中建有“奇功”，又何以解释他后来为什么能够那样迅捷地获得慈禧、荣禄的信任，从而飞黄腾达？这不是今人才有的疑问。“八月十三日(9.28)复有人问荣相曰：‘袁世凯曾奉密诏乎？’曰：‘然’。‘诏中曾有杀公言乎？’曰：‘然’。曰：‘然则袁世凯先一同盟者也，既同盟而又出首，首鼠两端，此人亦不足取也’。荣相曰：‘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注：苏继祖：《戊戌朝变记》，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51页。）。荣禄此言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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