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尽管如此，“权生于智”的命题并没有失去它的历史意义。为了拯救民族、团结民心、提高民智，维新派对“民”的现状以及形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并为改造民众做了极大的努力，这一努力，构成了十九世纪末大规模的民众教育和民众改造运动。

那么，十九世纪末，“民”的现状是什么呢？维新派认为：

一是愚昧无知。“中国人向来闭关自守，绝不知本国危险之状。”甲午以来，“吾国民不自知国之危也，不知国危，则方且岸然自大，偃然高卧。”（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第一册，第292页。）二是泥古不化。中国自古以来，“其思想与行为，未尝稍变，徒拘泥古者之教义礼法，以为能事。”（注：《戊戌变法》第三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9月版，第10-153页。）三是麻木不仁。中国民众对国家生死存亡之事，“一则曰是运数使然，非人力所能挽；一则曰变革之权当操之上，下民何能焉；一则曰国家之事，国家受之，与民何涉？”（注：《戊戌变法》第三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9月版，第10-153页。）四是因循苟且。中国“内外人情，皆酣嬉偷情，苟安旦夕”，“大厦将倾，而处堂为安；积火将燃，而寝薪为乐”。五是虚骄自恃。“以不能不知，傲人之能与知。彼乘骐骥，我独骑驴，彼驾飞舟，我偏结筏。”（注：《戊戌变法》第三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9月版，第10-153页。）

根据以上分析，维新派给民众的现状做出了“愚”而不“智”的结论。民何以“愚”而不“智”？维新派探求了这一状况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

一、民“愚”是统治者“抑民”的结果。自韩非首倡愚民之术以来，后世帝王“皆以私国愚民督责术、私国愚民术为传子孙秘策”，对民“密网以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