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百日维新失败，康梁等维新派代表人物流亡海外，使得他们有了一个充分接触、充分认识西方近代*理论和现实社会的环境和机会，这对维新派的思想变化，起了关键的作用。梁启超不止一次地谈了他去日本后思想变化的体验。“自居东以来，广ｓōｕ＠③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注：梁启超：《汗漫录》，《清议报全编》卷七，第12-13页。）

其次，在1898年以前，自由、平等和反纲常伦理的意识已经萌生，这就为此后维新派更彻底地批判封建制度奠定了基础。在1898年以前，由于“君”在维新派民权理论中的不可取代的地位，致使那些已经萌发的近代民主意识得不到继续发展的良好环境。1898年以后，在西方近代民主意识的影响下，在对西方民主意识更深入理解的基础上，维新派把早已萌生的自由、平等等反封建思想发扬光大了。

再次，戊戌变法失败后，依靠君权变法之路已经堵塞，光绪作为支持君权思想的现实偶像也已经淡化了。封建制度和慈禧太后等反变法势力结合起来，这使得维新派在批判封建制度时显得无所顾忌，也更加彻底。

在维新派那里，国家政体是这样一个进化序列：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民主立宪）。它们之间在性质上有层序的不同，在时间上是前后继起的。康有为认为：“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注：《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557页。）梁启超也认为：“抑今日之世界，实专制、立宪两政体新陈嬗代之时也。”（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53-404页。）中国数千年的专制政体，是因为“国民”“初脱草昧，团结未结，智力未充，或不能不稍有借于专制。”（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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