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享有民权，具备现代国民的素质是重要条件。梁启超“淬历其所本有”，而“采补其所本无”，构建了一套“新民”素质的完整模式。当然，梁启超并没忘记中国面临着民族危机的大势，因而他把振兴国家、挽救危亡和争取民权合为一体。他说：“国者，积民而成”，“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53-404页。）所以，要抵挡列强侵略，“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未由。”（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53-404页。）因此，新民，是一举数得之关键所在。而现代国民应：(1)具有“公德”。所谓“公德”、即指人的群体意识和人在群体中的行为准则；(2)去“学界之奴性”，存“爱群、爱国、爱真理”之精神；（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53-404页。）(3)具有国家思想，明确自身、朝廷和国家的关系以及国家在世界的地位；(4)具有*、宗教、民族、生计之自由；(5)享有国民的权利，也应尽国民的义务。

倘若有这样的国民，又“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53-404页。）

特点之二，民权再也不是1898年以前的“议事之权”的狭小范围。在维新派看来，真正国民的民权，有着十分广泛的内容。具体地说，民权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任免国家官吏之权，以及服官、言论、结社、出版、信教等等权力。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是：“于人民之上，别无独立之国权也。”（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53-404页。）和西方最终被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权利范围相比，除了财产权外，几乎全部囊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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