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日维新”失败后，“六君子”血溅京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民权思想也沉寂一时。然而，经过1899年的短暂“恢复”，维新派又以崭新的姿态，在中国近代思想界重新崛起。与1898年以前相比，维新派在这个时期的民权学说又具有新的特点：

特点之一，“民”的概念有了质变。维新派第一次把“民”与“国”联系在一起，提出了崭新的“国民”概念。“民”在维新派那里第一次获得了人的尊严，具有了独立的人格，成为与国家相对应的范畴，从而在理论上把“民”从传统的君“主”民“仆”的二元思维框架中解脱出来。这一解放使维新派在思想上产生了飞跃。梁启超认为：“国也者，积民而成，未有以民为奴隶、为妾好、为机器、为盗贼而可以威国者。”（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53-404页。）中国几千年来，人们只知道有朝廷，国家只是君主“一家之私产”，“未闻有以国民二字并称者。”（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53-404页。）其实国家的真正主人，乃“一国之民是也”。西方的国家*理论把“君”和“官”看作是国民的“公仆”，“以尊国民之全体而不敢亵，即所以巩护国家之基础而勿使坏也。”（注：梁启超：《中国近十年史论》，《清议报全编》卷七，第6-7页。）何谓“国民”？在维新派看来，国民的标志就是具有与国家相对应的权力和义务。尽管国家体制有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之分，职业有士、农、工、商之别，宗教信仰不同，衣食风俗有异，但都应具有同样的权力。这种权力表现在：“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53-404页。）

维新派在确定“国民”的概念之后，对中国民众的劣根性及其产生的原因做了又一次更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现代国民”——“新民”的模式。梁启超认为，中国民众的劣根性主要表现在缺乏责任心和国家主人意识，梁启超将其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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