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之，垒倒以绳之，纤利以缠绵之，虚荣以颠倒之，积其岁月以枯暴之，禁言时事以锢禁之。”（注：《戊戌变法》第三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9月版，第10-153页。）二、民“愚”是八股取士的结果。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人闭塞愚钝。“以八股取士，以年劳累官，务困智名勇功之士不能尽其学。”（注：《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557页。）三、民“愚”是闭关自守的大一统局面的结果。中国自古以来，“一统闭关，无所求望”，君主寡欲，小民仰富，“使民无智无欲，质朴愿ｑｕè＠②，礼义廉耻，孝弟忠信，相安相乐，亦复何加焉。”（注：《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557页。）
在完成了对中国社会民众的分析之后，维新派认识到“变法而不变人，则与不变同耳”，（注：梁启超：《政变原因答客难》，《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85页。）他们做出了要变“法”先变“人”的正确抉择。
“民智”、“民德”、“民力”被维新派认为是改造民众的三个主要方面。因为，“国之强弱贫富治乱，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注：《戊戌变法》第三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9月版，第10-153页。）所以，“此三者，自强之本也”，（注：《戊戌变法》第三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9月版，第10-153页。）“今日要改，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53-404页。）
从“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以“争民权”升华到一场对民众劣根性的社会改造，可以说是维新派民权理论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它重大的历史意义在于：维新派第一次从“民”只是传统社会中被“驾驭”的对象，转而看作一个能动的社会群体，并把“民”的作用和国家兴亡联系起来。对“民”目前的境遇寄予深切的同情，对“民”的未来作用，充满了憧憬和希望。这是维新派对传统“重民”学说中只“养民”、“保民”、“畜民”、“惠民”、“逸民”却不“教民”的突破，也是维新派民权思想的实践特征所在。
三、社会启蒙——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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