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11月版，第53-404页。）美国之所以能实行民主共和，也是因其“国民”对“议政制度、自治制度固已久习熟练”所致。（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53-404页。）于是，他总结出这样的规律：“当人群幼稚时代，其民力未能自营，非有以督之，则散漫无纪，而利用厚生之道不兴也；其民之德未能自治，非有以钳之，则互相侵越，而欺凌杀夺之祸无穷也。当其时也，政府之权限不可不强且大。及其由拨乱而升平也，民既能自营矣、自治矣，而犹野蛮时代政府之权以待之，则其俗强武者，必将愦激思乱，使政府岌岌不可终日。”（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53-404页。）由此可知梁启超理论中的逻辑结构：民（德、智、力）→民权→国家政体。三者是单向因果关系，是不可逆的。“民（德、智、力）→民权”模式，在1898年以前就已为维新派广泛论证，梁启超的发展，在于把民权又和国家政体联系起来。这一逻辑结构的出现，反映了深刻的社会根源。纵观从维新派开始的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基本上都是遵循着这一规律，即目标：民众；内容：西方先进意识；组织实施者：先进知识分子。这一现象，反映了君民二元社会系统的本质特征和寻求自我解放的惟一出路，那就是，批判君权，提高“民”的地位。把“民”从与“君”的对应范畴上升到与“国”的对应范畴，是梁启超在理论上的一大进步，而当他继续从“民”与“国”的范畴中去探求社会发展、政体嬗变的动因时，就孕育着实践上的危机了。
按着这个观点，维新派开始了对中国社会“民”的剖析。“深察祖国之大患，莫痛于有部民资格，而无国民资格。”（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53-404页。）“群族而居，自成风俗者，谓之部民；有国民思想能自布*者，谓之国民。”（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53-404页。）我民之能力，“尚不及条顿民族之一二”，比如“中国虽无他种民权，而教育之权，未尝不如人也，”但近两年来，私立学校屈指可数，“凌乱萎靡，而几乎不能成立也。”由此“可见我国民之自治力之甚弱，而非可徒以政府压制为解免明矣。”（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53-404页。）中国目前正处在“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府以代之”的“*上之过渡时代”，（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53-404页。）“今中国民智未开，不能骤立议院”，（注：《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557页。）中国之民众，甚至“匪惟不能自治其国而已，乃实不能自治其乡，自治其家，自治其身。”（注：徐勤：《〈新大陆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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