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学者都渐渐注意到一个现象：西方工商业对晚清经济的正面刺激，主要限于一些沿江沿海的大埠，而中国内陆市镇与农村的经济仍然保持着传统的形态。亦即晚清社会并存着两种经济形态：‘通外商埠’的现代型经济和内陆的传统经济。一般而言，我们也可以说，在一八九五年以前的中国文化思想方面也有着类似的现象：一方面是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混血文化’，另一方面是‘传统文化’。这个二元化的趋势反映一个很重要的事实：自五口通商以来约有半个世纪，西方文化对晚清文化的冲击限于沿江沿海的商埠中的工商阶级和政府少数负责办理所谓‘洋务’的官吏。除此以外，其影响，对于绝大多数的士大夫而言，是极微小的。易言之，在一八九五年以前，士绅阶级仍然大多数生活在传统的思想世界里。”[4]除了洋务本身开办的新式教育外，在清政府正式的传统教育体制里，西学的渗入是十分有限的，即使在广州那样的通商口岸城市里，五口通商50年后，在当地重要的书院里，也少有西学痕迹。梁启超回忆说，在1888年后的两年间他曾在广州几个大书院如学海堂、菊坡精舍、粤秀书院和粤华书院读书，所学皆是传统的“旧学”即经学和词章之学，所能接触到的也都是正续《皇清精解》、《四库提要》、《四史》、《二十二子》、《百子全书》、《粤雅堂丛书》、《知不足斋丛书》等旧学典籍，对于西学可谓茫无所知。[5]（第19～20页）

但是，学术思想界的这种情形，在1895年以后开始有了极大转变。随着甲午战后新的传播媒介如旧书院的改制和新学堂的设立、各种近代学会的设立（据计，甲午以后到戊戌时期成立的各种学会达72个）[6]和新式报刊的出现，西学和“新思想”在内陆城市的士绅阶层中已经逐步扩散传播。值得注意的是，“甲午以后，思想上的变化不但是‘量’的，而且是‘质’的；不仅只是西学的散播，而更重要的是思想内容上起了激烈的变化”。“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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