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与朱次琦的分裂，既非个人恩怨，也非学术分歧，本质上表现为时代需求与旧学之间的巨大矛盾。尽管朱次琦倡导“经世致用”，但他的“经世致用观念根于旧学，他企图以学术态度的转变和旧学内部学术内容的调整挽救整个旧学的颓势并进而兴邦治国；康有为则视整个旧学如‘故纸’一堆，不能承担经世之用”。[18]旧学信念危机，促使康有为毅然决然地“于时舍弃考据帖括之学”，“以经营天下为志”。[2]（（四），第115页）恰在此时，西学闯入了他的学术视野。
在1874年时，康有为“始见《瀛环志略》、地球图，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初步接触到比较浅显的西学知识。但“其时西学初输入中国，举国学者，莫或过问，先生僻处乡邑，亦未获从事也”。[2]（（四），第9页）仅仅属于世界地理方面的西学知识，并没有给早年康有为的学术思想留下什么影响。但是，当他在这次对旧学“渐厌之”的彷徨无计之机，于1879年再次接触西学时，便终于触发了他学术文化的根本转向。
是年，他又读到了《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及其他几种西书，同时目睹了香港“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2]（（四），第115页）从此遂“渐收西学之书”，将学术文化的注意力移向西学。1882年，他离乡出游京师，道经上海时“悉购江南制造局及西教会所译出各书尽读之”，[2]（（四），第9页）“自是大讲西学，始释故见”。[2]（（四），第116页）从1882年冬间购西化、电、重学”[2]（（四），第116页）等自然科学书籍。“由他引用过的西说，可推知他读过侯失勒《谈天》、雷侠儿《地学浅释》。尤令他着迷的是李善兰、伟烈亚力的《几何原本》中译足本。”[19]（第180页）《几何原本》以它的逻辑推理的论证方法，给不满空谈义理、反对沉湎术数的人们提供了一种突破传统思维方式的自然观基础。当他在学术文化的“绝境”之际，以深厚的中学积累去解读西书时，顿感“新识深思，妙悟精理，俯读仰思，日新大进”。[2]（（四），第116页）西学的引入，为康有为“绝学捐书”的学术文化上的信念危机，注入了新的生机，“自是于其学力中，别开一境界”。[2]（（四），第9页）
两年内，他在会通中西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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