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亟在燃眉”不得不“参用西法”，这大约代表了原来比较保守的人们的一种普遍的心态变化。

 “中国自甲午战败，外患日急，变法维新之议，虽自康有为倡之，但朝野有识之士，和者实不乏其人。”甚至在文化极端保守地区，风气也陡然一变，“湖南守旧之风，一时为之丕变”。[10]（第148页）李鸿章以一个久涉官场的老手，对旧学以及旧法提出了十分巧妙的回答：“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11][5]（上册，第101页）

甲午战争对于近代中国学术文化的历史意义，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它直接推动并加深了进步思想家们对于中国近代化道路选择的重新思考。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大体同时，都是双方学习西方和走向近代化的最初选择。但是，曾经站在同一起点上的中国和日本，经过30年的竞走，在甲午重逢时，已然是“儿童相见不相识”了，一胜一败，一强一弱，一个跻身于西方列强之林，一个形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社会，其相差又何其巨也！

为什么洋务运动“糜耗者数千万……阅三朝积弱如故”？[12]正是甲午战败的事实，促使中国的有识之士重新检讨中国的近代化道路，从根本上否定了洋务运动过分偏重于引入西方物质、技艺的“制器为先”的选择，开始从“政体”和社会*学说方面来重新确定自己的近代化道路的选择。

基于对中国变革方向的重新选择，梁启超对于洋务运动作过一个历史性的总结：

中国之言改革，三十年于兹矣，然而不见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凡改革之事，必除旧与布新，两者之用力相等，然后可有效也。苟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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