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如果属于社会真理的认识，不能从思想史的意义转化为社会思潮或社会认同意义，它就无法真正作用于社会。历史没有成就郭嵩焘个人，但历史却成就了郭嵩焘的认识。以20年的历史时光和甲午惨败的代价，郭嵩焘“故夫政教之及人本也”[14]（第141页）的思想，终于发展为一种社会共识。

由洋务派倡导的“采西学”、“制洋器”的强国之策，随着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的覆灭、割地赔款的媾和而受到举国责难。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势下，救亡之策的探讨终于超越了洋务的方案，开始从学术文化的本原上从事旧学的改造和更新，人们救亡图存的眼界从“制洋器”转向了“变政体”，从“采西学”转向了“新学术”。“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2]（（一），第45页）因而，着力于传统旧学的更新变革遂成为甲午战争后中国近代化道路的首要选择。

时势提出了学术文化的创新任务，也就同时营造了“新学”英才成长的时代环境。作为近代“新学”主要代表的康有为的学术文化的转向也正好发生在这一时代潮流的转折之中。他一方面借助于深厚的传统学术文化功底从事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一方面以所能接触到的西学新识改造传统学术文化本身，“正是在这个‘新学’与‘新政’的基本支点上，维新派与洋务派之间划出了文化观念的分界线。一个对西方文化具有了新认识，从而建立起新的文化观念的新学派，应运而生了”。[15]

康有为从小受到严格的旧学训练，具有极深的旧学功底。在他从少年到成年的重要历程中，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是他安身立命之所在：

予小子六岁而受经，十二岁而尽读周世孔氏之遗文。乃受经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