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是中国学术文化和思想的一个转折点。谭嗣同说他30年以前所学都是旧学，30年后所学都是新学，而“三十年适在甲午，地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7]（第259页）梁启超也认为，“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役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2]（（一），第249页）“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盖当时之人，绝不承认欧美人除能制造测量能驾驶能操练之外，更有其他学问，而在译出西书中求之，亦确无他种学问可见”。[8]（第249页）无疑，甲午战争这个特定的历史事件及其年代，就构成了中国传统旧学向近代新学转变的一个历史界标。

近代新学与旧学之争，是中国学术文化建设中的根本问题。但新与旧虽然揭示了进步与落伍的时代特征，却并不必然体现为爱国与卖国的民族立场的对立。我们不能否认倭仁等旧学代表的“尚礼仪不尚权谋”的文化保守主义的民族立场。但是，旧学只是维系旧时代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的文化规范，是传统社会中人们“社会化”的内容或目标。在变动的近代社会，在民族危亡日趋严重的时代，一成不变的“旧学”还能担负起维系社会、教化人民从而适应社会生活基本需求的功能么？还能在外患日亟的近代肩负起凝聚民族精神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么？许许多多的旧学代表人物并不都是在读懂“西学”（事实上好多人从未真正接触过西学）的情况下，才开始舍弃对旧学的迷信和盲从的，而是在一而再的民族危亡惨痛的现实刺激下，有所醒悟的。因而，人们对于旧学价值及其命运的根本怀疑，是从中国彻底战败给日本的甲午战争开始的。一向坚守“夷夏之防”的保守派儒士们，在甲午战争中国败北于日本的事实面前，也开始动摇了传统的信念。《普天忠愤集》表达了这种文化心理转变的苦痛：

窃思中夏被先圣先王之深，崇尚王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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