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政制和人才才是富强之本。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自序》中说，西国“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2]（（一），第40页）王韬的表述不同，其基本精神却是相同的，他说：“故今日我国之急务，其先在治民，其次在治兵，而总其纲领，则在储材。诚以有形之仿效，固不如无形之鼓舞也。局厂之炉锤，固不如人心之机器也。”[2]（（一），第136页）同时，王韬的“总其纲领，则在储材”的认识，与郑观应“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2]（（一），第44页）几乎又完全一致。

其三，必须走以西学改造中学的道路，而不能徒恃西学。与六七十年代时“今之自命正人者，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2]（（一），第47页）的情况完全不同，“当今天下纷纷然竞尚洋务”的作法已经受到了严厉指责，被认为是“顾未有舍己以从人者也”的皮相之学。“西学西法非不可用，但当与我相辅而行之可也。……故治民本也，仿效西法，其末也。”[2]（（一），第149页）

如果从思想史的意义来看，上述主张早在70年代就由属于洋务派的郭嵩焘提出了。在“条陈海防事宜”奏疏中，他已经比较明确地阐述了关于“立国本原”的见解：

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故欲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未遑而姑务其末者。[14]（第143页）

类似的认识，在80年代两广总督张树声的奏稿中也是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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