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练兵、开矿，还是交涉、教育，如果不从“本原”上进行变革，结果只能是“练兵反不如不练”，“通商反不如不通”，“有外交官反不如无外交官”，“有学堂反不如无学堂”。因而，如果没有政教、学术方面的根本性变革，徒以洋务琐事虚饰新政，即使从容布置，“到光绪四十年，亦不过多得此等学堂、洋操数个而已。一旦有事，则亦不过如甲午之役，望风而溃，于国之亡能稍有救乎？既不能救亡，则改革与不改革何以异乎”？[2]（（一），第276页）

甲午战争惨败的事实是一个具有悲剧意义的历史警示，它使30多年来以“求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承担了战败的全部责任，至少在康、梁的眼中是如此。“然则不变其本，不易其俗，不定其规模，不筹其全局，而依然若前此之支支节节以变之，虽使各省得许多督抚皆若李鸿章、张之洞之才识，又假以十年无事，听之使若李鸿章、张之洞之所为，则于中国之弱之亡能稍有救乎？吾知其必不能也。”[2]（（一），第275～276页）梁启超事后对于洋务运动评价的过激之论是否允当姑且不论，但历史的发展进程和认识的逻辑进程，都表明在甲午战争之后，社会进步人士已经开始了超越洋务所限，探求“富强”、“本原”问题的努力。如王韬就认为洋务运动的失败在于“舍本而逐末”。“治天下者，当立其本，而不徒整顿乎末；当根乎内，而不徒恢张于外；当规于大，而不徒驰骛乎小”。[2]（（一），第135～136页）

当然，何谓“立国之本”？人们的认识也并不一致，但作为时代性的思潮却在对于洋务运动的检讨中体现着共同的历史趋向：

其一，都认为具体的技艺和练兵、造船等洋务“新政”，并不足以达到自强的目标。“今沿海各直省，皆设有专局制造枪炮，造舟舰，遴选幼童出洋肄业，自外观之，非不庞洪彪炳，然惜其尚袭皮毛，有其名而无其实也。”[13]（（一），第136页）将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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