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及宋儒先之言。二十七岁而尽读汉魏六朝唐宋明及国朝人传注考据义理之说。……始循宋人之途辙……既悟孔子不如是之拘且隘也；继遵汉人之门径……既悟其不如是之碎且乱也；……乃离经之繁而求之史……既乃去古学之伪而求之今文学……而得《易》之阴阳之变，《春秋》三世之义。曰：孔子之道大，虽不可尽见，而庶几窥其藩矣。……乃尽舍传说，而求之经文。读至“礼运”，乃浩然而叹曰：孔子三世之变，大道之真，在是矣。大同、小康之道，发之明而别之精！[16]
在康有为的从学经历中，南海名儒朱次琦对他学术思想的影响甚深，“其学……主济人经世……发先圣大道之本，扫去汉、宋门户，而归宗于孔子”。所以，直到20岁后师从朱次琦，他还是一心一意发愤在旧学道路上成就自己的事业。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康有为对此充满了希望：“乃洗心绝欲，一意归依，以圣贤为必可期，以群书为三十岁前必可尽读，以一身为必能有立，以天下为必可为。……超然立于群伦之表，与古贤豪君子为群。信乎！大贤之能起人也。”[17]为自己设定了久远宏大的目标后，康有为在旧学的探求中可谓倾尽全力，“从朱九江先生学，大肆力于群书，攻《周礼》、《仪礼》、《尔雅》、《说文》、《水经》之学，《楚辞》、《汉书》、《文选》、《杜诗》、徐、庾文皆能背诵，仅用了两年时间于1878年秋冬就“四库要书大义，略知其概”。[2]（（四），第113～114页）但是，知之愈深则疑之愈甚，正是在对旧学的更深的了解中发生了信念危机，导致了他对于中国传统旧学的怀疑：
以日埋故纸堆中，汩没灵明，渐厌之。日有新思，思考据家著书满家，如戴东原，究复何用？因弃之而私心好求安心立命之所。忽绝学捐书，闭户谢友朋，静坐养心，同学大怪之。……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至冬辞九江，决归静坐焉。[2]（（四），第113～114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