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一生与佛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戊戌变法前后，他就呼吁人们学佛、信佛，希望把佛学变为维新派从事*变革的精神武器。晚年，随着*上的*，精神上的匮乏，他对佛学简直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梁氏这样笃信佛学，既有社会原因，也有自身因素。

　　近代中国，研究和推崇佛学是知识界的一种风尚。从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都是佛学的宣传者和信奉者。他们的信佛，半是为了解除无法自由发挥个性的心灵空虚，半是寻求实现*理想的精神武器。从客观状况看，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力量的弱小，其阶级力量及由此推向社会舞台前沿的知识分子就缺乏坚实的后盾。他们在物质力量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就过分强调精神的力量。佛学的“大无畏”、“勇猛”、“无我”等，与这批人的思想一拍即合。谭嗣同的人生观及其所著的《仁学》，就充分发挥了佛教这种拼命进取精神。同时，西学的传入，有很多问题他们无法用儒家经典来解释，佛学中法相宗的认识论则有可贯通的地方，佛学便成了谭嗣同等人理解和介绍西学的一种手段。梁启超恰恰是在这种近代新知识分子的特殊选择中，走进了佛教的殿堂。难以超越的社会潮流，使梁氏对佛学顶礼膜拜。

　　一般来讲，信佛是为了逃避复杂而残酷的社会现实，以寻求一处与世无争的“静地”。晚清的知识界，缺少自由而富有生机的社会环境，知识分子的苦闷和积怨是相当严重的。魏源、章太炎这些人在四处碰壁之后而遁入佛学是顺理成章的。诚如梁启超所言：“社会既屡更丧乱，厌世思想，不期而自发生；对于此恶浊世界，生种种烦懑悲哀，欲求一安心立命之所；稍有根器者，则必逃遁而入于佛。”（《饮冰室合集·专集》第３４，第７３页）梁氏在戊戌政变后精神沮丧，读佛经后拍案叫绝，大肆鼓吹；晚年他*上接连失败，无法实施其改造中国的方案，又对“五四”之后的社会现状极端不满，心中之积苦不可言状，于是便用较多的时间钻研起佛学。梁启超本身的悲剧命运决定了其在佛教的海洋里出没寻觅。梁氏之信佛是从理念上去寻找一种精神寄托，具有较多的哲理性和研究性。因此，梁氏在晚年写出了一批研究佛学的学术著作，涉及中国佛学史的沿革、佛经的翻译和传播、佛学理论等许多方面。这在佛学研究史上是划阶级的优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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