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汉至西晋。这是译经的启蒙期。开始多为高僧讲译，弟子笔录，究竟准确与否，不得而考。后来一些高僧据原经翻译，遂出现了中国最古老的佛经。这些译经大师有安清、支谶、支谦、朱士行、竺法护等，他们含辛茹苦，译介印度佛典，对佛学在中国的传播有奠基之功。但这时的翻译多为简略本，零散不全，无系统性，也没有形成独自的文体，内容贫乏，感染力差。

　　（二）两晋至南北朝。这是译经的拓展期，又可分为东晋至二秦的广译阶段、刘宋元魏迄隋的研索和会通阶段。广译阶段，各路高僧致力于选版本，译全书，成绩斐然。诸如：四阿含全部译出；华严全部译出；法华第二译定本出；涅ｐáｎ＠⑤⑧初出，且有两译；大集译出过半；宝积续译不少；般若之小品大品，皆经再治；其他重要单本大乘经十数部；律藏初译；大乘论初译，“空宗”特盛；小乘论初译，“有部宗”特盛。如此辉煌业绩的取得，固然是几代高僧努力的结果，但道安及其弟子慧远却起了关键作用。这二位虽不通梵文，但道安有弟子五百，译书之事多由他主持。而且，道安总结了以前译经的成败得失，注重研究，力求真实，文体也甚讲究，译述颇为严密，使译经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南北朝迄隋的研索会通阶段，译者集中于研讨和论述佛经的本意，在前一段广译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梁启超指出：“此期中之译业，远不逮前期，其趋势则由经部渐移于论部。”（《饮冰室合集·专集》第６０，第１６页）总之，佛经的基本格局是在第二期中奠定的。

　　（三）唐贞观至贞元。这是佛经翻译的鼎盛期。由于玄奘等对译经的重大贡献，这期间佛经诸宗全被译为中文。宋以后，佛经翻译基本上停了下来。从梁启超所列的各个《经律论传译次第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佛经翻译的过程就是中印文化交流的过程，也是佛学对中国文化潜移默化的过程。这种文化融合对中华文明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梁启超认为：“我国文化，夙以保守的单调的闻于天下，非民性实然，环境限之也。西方埃及、希腊、小亚细亚为文化三大发源地，有地中海以为之介，遂得于数千年前交相师资，摩荡而日进。我东方则中国、印度为文化两大发源地，而天乃为之阈，使不能相闻问。印度西通虽远，然波斯、希腊尚可递相衔接，未为孤也。我国东南皆海，对岸为亘古未辟之美洲，西北则障之以连山，湮之以大漠，处吾北者，犬羊族耳，无一物足以裨我，惟蹂躏我是务。独一印度，我比邻最可亲之昆弟也。”（《饮冰室合·专集》第５７，第１页）这种客观地理环境决定了佛经翻译重大而特殊的文化意义。梁氏明确指出：“凡一民族之文化，其容纳性愈富者，其增展力愈强，此定理也。我民族对于外来文化之容纳性，惟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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