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佛学史

　　梁启超十分注重中国佛学史的研究，写下了《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等论著，简明而较科学地分析了佛学在中国的变迁，并结合社会、思想文化等客观环境论述了佛学消长的规律和原因，颇有见地。

　　佛学从东汉明帝时输入中国后，经历了两个重要时期，即两晋时代的确立期和隋唐时代的建设期。佛学为什么能在中国确立？梁氏归之为思想文化和社会动乱两大原因。春秋战国时期十分活跃而成果辉煌的思想局面经秦统一后很难向前发展，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无法再进行学术争鸣，文人学者或在儒学中人云亦云，或进行一些方术式的雕虫小技研究，国民之“学问欲”无法得以发挥，当其一接触佛学后就感到新奇解渴，努力钻研。再加上东汉之后社会动荡，人民生活不得安宁，失望悲观而企求精神解脱成了一种时代的追求，佛学与民众的这种心态一拍即合，因而有了广泛的市场。梁启超指出：“季汉之乱，民疾已甚，喘息未定，继以五胡。百年之中，九宇鼎沸，有史以来，人类惨遇，未有过于彼时者也。一般小民，汲汲顾影，旦不保夕，呼天呼父母，一无足怙恃。闻有佛如来能救苦难，谁不愿托以自庇。其稔恶之帝王将相，处此翻云覆雨之局，亦未尝不自怵祸害。佛徒悚以果报，自易动听，故信从亦渐众。帝王既信，则对于同信者必加保护，在乱世而得保护，安得不趋之若鹜。此一般愚民奉之之原因也。其在‘有识阶级’之士大夫，闻‘万行无常诸法无我’之教，还证以己身所处之环境，感受深刻，而愈觉亲切有味。其大根器者，则发悲悯心，誓弘法以图拯拔；其小根器者，则有托而逃焉，欲觅他界之慰安，以偿此世之痛苦。夫佛教本非厌世教也，然信仰佛教者，十九皆以厌世为动机，此实无庸为讳。古世愈乱而逃入之者愈众，此士大夫奉佛之原因也。”（《饮冰室合集·专集》第５１，第４页）

　　在动乱的年代，既然以皇帝为代表的统治者、一般平民百姓、多数知识分子都被佛学所吸引，就必然出现无法阻挡的学佛大潮，佛教在两晋时期的兴盛势所必然。梁启超作过简略的统计：承明元年（公元４７６年）有佛寺６４７８所，僧尼７．７３５万人；６４年后的兴和二年（公元５４０年）则有寺院３万所，僧尼２００万人；寺庙增加了３倍多，僧尼增加２０多倍，令人惊叹。而且，信佛僧侣有不少特权，诸如僧侣有治外法权，非犯*罪不到法庭；挂名寺户可逃避徭役；犯罪者及奴婢，凭借教力，可免罪为良民；假立寺名，借故侵犯田产等。信佛一旦和特权结合在一起，就变成了凡夫俗子千方百计追逐的目标。这虽然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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