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扩大了汉语词汇，注入了许多新名词。佛经翻译中直译和创造了不少词汇，例如众生、三界、法界、世界、因缘、果报、不生不灭、无明、刹那等，据统计达３．５万多个。新名词自然和新思想、新观念联系在一起，这些词语流传的过程，不仅丰富和扩展了汉语言，而且使人们产生了新的意境和追求。　

　　二是使汉语语法和文体发生某种变化。所译佛经皆受外来语格式和语调色彩的限制，流传既久，约定俗成，汉语言即注入了新的格调。佛经中译本和汉语相比，至少有十大不同：１．佛经一般不用“之乎者也矣焉哉”；２．既不用骈文家之绮词俪句，亦不采古文家之绳墨格调；３．倒装句法极多；４．善用提挈句法；５．一句中或一段落中含解释语；６．常反复前文；７．词多联缀，含无数形容词；８．同格的语句，铺排叙列，动至数十；９．一篇之中，散文诗歌交错；１０．全文多为无韵的一首诗歌。及至宋代，随着佛经数百年间的传诵，汉语也或多或少渗入了上述特征。梁启超指出：“自禅宗语录兴，宋儒效焉，实为中国文学界一大革命。然此殆可谓为翻译文学之直接产物也。”（《饮冰室合集·专集》第５９，第２９页）这种看法非常符合佛典中译的历史实际。

　　三是影响了中国诗歌、小说、散文的创作。佛经本身就是上等的文学作品，当其译为中文后，为许多人所效仿。佛教文学至隋唐之后已与中国传统文学“结婚”并繁衍后代。梁氏描绘这个过程时说：“此等富于文学性的经典，复经译家宗匠以极优美之国语为之金ｙí＠⑤⑨写，社会上人人嗜读，即不信解教理者，亦靡不心醉于其词缋。故想象力不期而增进，诠写法不期而革新，其影响乃直接表现于一般文艺。我国自《搜神记》以下一派之小说，不能谓与大庄严经论一类之书无因缘。而近代一二巨制《水浒》、《红楼》之流，其结体运笔，受华严、涅ｐáｎ＠⑤⑧之影响者实甚多。即宋元明以降，杂剧、传奇、弹词等长篇歌曲，亦间接汲佛本行赞等书之流焉。”（《饮冰室合集·专集》第５９，第３０页）　

　　梁启超在考察佛经翻译及其影响的同时，还写下了《佛教与西域》、《中国印度之交通》等论文，简明而较准确的评述了以佛学为中心的中印文化交流过程，再现了佛学在中国传播的艰难历程。在佛典东传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一批刻苦耐劳、品德高尚又才华横溢的高僧往“西天”取经。梁氏称其为“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据他统计，有名可查的赴印高僧有１０５人，实际则有数百人。在当时中印交通极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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