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佛学兴盛时，还涌现了一批颇有学术造诣的高僧。这对佛教扎根中国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梁启超认为，如果没有道安为代表的一批佛学理论家和实践家，佛学就不会在两晋家喻户晓。他明确指出：“使我佛教而失一道安，能否蔚为大国，吾盖不敢言！……佛教之有安，殆如历朝创业期，得一名相然后开国规模具也。破除俗姓，以释为氏，发挥四海兄弟之真精神者，安也；制定僧尼轨范，垂为定式，通行全国者，安也；旧译诸经，散漫莫纪，安ｐōｕ＠⑤⑦集抉择，创编经录，自是佛教界始有目录之学。……原始佛教及哲理的佛教之输入，安其先登也；佛澄之法统，由安普传；罗什之东来，由安动议；若南方佛教中心之慧远，为安门龙象，又众所共知矣。”（《饮冰室合集·专集》）第５８，第３～４页）客观地讲，道安的聪明才智汇入了当时佛学勃兴的洪流，也就成为执时代牛耳的弄潮儿。梁启超能够从个人的力量、*的需求和中国思想变迁的合理的吸收三个方面去客观地分析佛学在两晋兴起的原因，是有见地而令人信服的。在近百年的佛教史研究中，梁氏的这段论述一直为人称道。

　　隋唐在中国佛学的建设期，即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学理论体系。在梁启超看来，佛学在中国传播的过程就是不断创新的过程。两晋时期佛学理论已有不少创建，但还没有真正形成适合中国人口味的新体系。隋唐时，尤其经过高僧玄奘的终生努力，使佛学理论异彩纷呈。如果说道安是佛学在中国扎根的园艺师，那么，玄奘则是佛学理论中国化的思想理论家。玄奘的贡献究竟在哪里？其使唐朝时期的佛学发生了何种变化？这里还是听听梁启超的评述吧：

　　唐玄奘三藏孤游天竺，十有七年，归而译书千三百卷，为我学界第一恩人，而其所最服膺者为戒贤显识之论，于是大阐之，立“法相宗”，亦称“唯识宗”。其弟子窥基最能传其学，基主持慈恩寺，故此宗或称“慈恩宗”焉。自“十地宗”成立以后，华严研究日盛，唐法藏（贤首国师）与实叉难陀重译华严，乃大阐扬之，立“华严宗”，亦可谓中国自创之宗也。此后宗密（圭峰）、澄观（请凉）盛弘其业。自慧远提倡念佛，至唐善导大成之，是为“净土宗”。自道安提倡戒律，至唐道安大成之，是为“律宗”。自唐善无畏金刚智传授密咒真言，是为“密宗”。此诸宗皆盛于唐。而其传最广而其流最长者，则“禅宗”也。相宗佛灭度后以衣钵授大迦叶，心心相传，历二十八代而至达摩。达摩以梁时至中国，更不译经说教，唯物色传法之人，六传而至唐慧能（六祖大鉴禅师）乃大弘之，直指一心，不立语言文字，号为“禅宗”，亦称“心宗”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