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当时的中国官僚和学者中,这种直观外推的思维方式是很普遍的。但这至少可以说明,在思维方式的理性化方面,维新人士并没有作出什么积极的贡献。
更糟的是,维新人士普遍表现出科学知识上的水平低下,甚至比洋务官僚还低,更比不上洋务时期那些比较专门化的学者如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人了。当洋务官员们刚接触西学时,也是笑话百出,而随着洋务实践的开展,留学生的派遣,加上不少官员们实地去国外考察,他们对西方科学技术毕竟有了切身的体会。在这方面,来自中下层的维新知识分子们显然处于劣势。
从谭嗣同的《石菊影庐笔识·思篇》中,不必多费气力我们就可以挑出一大堆常识性的科学错误。例如他以为正午阳光比朝夕的阳光灼热,是因为正午的太阳离地球近;(《谭嗣同全集》(上)第124页。)认为“地球,一星也,则星皆地球也”,而流星是“地球之毁也”,(《谭嗣同全集》(上)第128页。)这儿犯下了双重的基本错误。又如他说光比声音快是因为光轻而声音重,还说人眼睛能发出“人目之光”,凭这个看见物体。(《谭嗣同全集》(上)第130页。)这些错误,出在江南制造局的大规模译书工作和京师同文馆天文、物理课程已经开展了三十年之后的19世纪90年代,是不能被轻易原谅的。
再如谭嗣同曾认为“地圆之说,见于《内经》、《周髀算经》、《大戴礼》及郭守敬,非发于西人”,(《谭嗣同全集》(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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