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阴历五月的《妥议科举新章折》。而且，张之洞在1893年就提议并实际设立了自强学堂，设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从1896年起，他开始主张选派留学生——这在洋务官员中并不是最早的。(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四），第136—146页。)如果说洋务派的这些主张与维新派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前者不象后者那么宗教化、情绪化，更高理性态度，更注重现实社会中的可行性。
后来的历史发展间接说明了这一点：维新领袖康有为不改初衷，坚持“保教”的那一套，结果后半生一事无成。至于洋务派，虽在戊戌政变后也暂时地遭到顽固守旧派的排挤，却迅速东山再起。在1901—1906年，正是遵循洋务思路的一系列改革——一一主要是学制改革——起到了维新领袖之一梁启超梦寐以求的“开民智”的效果。
事实上，一度曾参与维新运动的严复在1897—1898年时已意识到维新思潮的一些非理性倾向，并且表示了不满。他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七月二十八、二十九日发表的《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一文，主张学术独立于*，因此不但批评了八股试帖的科举制，也批评了那些“深维世变”的“有识之士”——也就是维新人士了。这些“有识之士”认为改革的方案应该是使“天下之官，必与学校之学相应，而后以专门之学任专门之事”。严复指出，这种被新派人士一致叫好的主张，实在是“矫世之论”，“若果见诸施行，则流弊之大，无殊今日”。(《严复集》（一），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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