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稍早的一篇文章中，严复把当时社会上所谓鼓吹新法西学者分为三类，认为他们都不具备科学理性。第一类以新法西学为时髦，随声附和；第二类只知效法船坚炮制；第三类则是知道了一些“声光化电之粗迹，兵商工艺之末流”，就“张唇植髭”地胡吹一气，弄得“天下之人翕然从之”这里严复直接指的是主张“变法而保国”的“中立党”，或国内人称的“维新党”。(严复：《论中国分党》，《严复集》（二），中华书局，1986，第488页。)

　　严复始终把“开民智”置于首位。1898年的更早些时候，正当康有为等人于北京组织保国会，热情高涨地要“保国，保种，保教”时，严复却给“保教”之说劈头泼了瓢冷水。他说：“孔子虽正，而支那民智未开，与此教不合”。(严复：《保教余义》，《严复集》（一）第85页。)在前一年，他曾劝告梁启超，中国没有“民主胚胎”，不宜实行民主。(梁启超：《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梁启超选集》第48页。)他认为，“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而欲效泰西君民并主之美治，是大乱之道也”。(严复：《中俄交谊论》，《严复集》（二）第4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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