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他忧心仲仲，认为变法维新是中国唯一的出路。如果不自期振作，厉行变法维新，四万万黄种之民，即将沦为“白种之奴役”(《谭嗣同全集》第289页。)。他强调指出：“变法则民智”，“变法则民富”，“变法则民强”，“变法则民生”。而清朝反动统治阶级却倒行逆施，“方将私其智其富其强其生于一己，而以愚贫弱死归诸民”，变法即意味着同他们“争智争富争强争生”，因而清统治者反对变法(《谭嗣同全集》第60页。)。
怎样才能冲破反动派的阻挠，进行变法？他说：“以时考之，华人固可以奋矣。……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使），死无憾焉。若其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是亦拨乱之具也。”谭嗣同等一派维新人士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榜样，认为日本“变法自强之效，亦由其俗好带剑行游，悲歌叱咤，挟其*报仇之侠气，出而鼓更化之机也。”(《谭嗣同全集》第60页。)中国的维新运动亦应从中得到启迪。这样，这位壮怀激烈的维新志士，已开始冲破和平改革界限，不时在呼唤革命了。
从谭嗣同看来，实行变法维新只是拨乱反正，至于升平之世，亦未能完全摆脱旧世界的种种束缚，但毕竟是走向太平之世的必经阶段，消除人我隔阂，以至于仁的必经阶段。而推动这种变革的心源则是发愿度人之慈悲。
（三）用心学猛烈抨击封建礼教，解放思想。谭嗣同认为，“慈悲为心力之实体”(《谭嗣同全集》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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