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灾难日益加深，外而帝国主义列强虎视眈眈，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内而清朝封建统治日益黑暗，天灾人祸不断发生，广大群众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哀鸿遍野，饿莩载道。谭嗣同北游，曾经发一宏愿，愿徧见世间硕德多闻之士，虚心受教，挹取彼以自鉴观。”他沿途在上海、天津考察，特别是京津一带的水灾给他很大的刺激。“又身念幸生丰厚，不被此苦，有何优劣，致尔悬绝？颜之厚矣！”于是，“复发大心，誓拯同类，极于力所可至。”在停留北京期间，他还参加了民间秘密会社在理教，拜谒了帝党重要人物翁同龢，畅谈洋务，却被翁视作桀骜不驯之辈，不得要领。于是，顿悟“所学皆虚”，需要寻求新的精神支柱，陶铸维新理论。他写道：
“京居既久，始知所学皆虚，一无可冀。慨自横目，徒具深悲，平日所学，至此竟茫无可倚！夫道不行而怨人者，道之不至者也；道必倚人而行者，亦自必穷之势也。因自省悟：所愿皆虚者，实所学皆虚也。”由此可见，其思想理论在此前后不能不发生一大变化。说他完全抛弃其思想中的唯物因素，固然言过其实；如若不承认在他思想理论中主观唯心主义因素日益膨胀，却不是事实。他把佛学、儒学和基督教的教义杂揉在一起，抒发“心力决定论”，讲求“心学”。在这封长函里，他力求阐明他所谓的“心学”的内容。简略言之，可分为以下数端：
第一，人为万物之灵，人的心力是无限的。他振振有词地说：“人为万物之灵，其灵亦自不可思议，不可以形气求，乃并不可以理求；无理之中，必有至理存焉。”岂有人所做不到的事！他强调指出，“因念人之所以灵者，以心也。人力或有做不到的事，心当无所做不到。”在此，他发挥孟子“以先觉斯民”的观点，特别夸大圣贤的作用。他以欧阳瓣■赈灾为例，说当时的“天时人事”，虽然“一无可恃”，结果都是化险为夷，度过了难关。“岂有他哉？特函丈当初仁慈和平之一念为之也。”为何其人之一念竟能发生如此巨大力量？他神秘地说：“当函丈焚香告天时，一心之力量，早已传于空气，使质点大震汤，而入乎众人之脑气筋，虽多端阻挠，而终不能不皈依于座下。”谭嗣同宣称，他至此已猛然醒悟，“所学皆虚，了无实际，惟一心是实。”他在此利用空气、质点之类，似乎是物质、实体的名词，把宗教的神秘主义揉合在一起，把所谓“圣贤”一心之力量，通过空气、质点传入众人之脑气筋的说教，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