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与“五四”前后相隔二十一年，它们有什么联系？大家知道，“戊戌”在思想文化上是启蒙，在反对民族压迫上是救亡，在*运动上是革新。启蒙、救亡（爱国）、革新是相互联结、相互促进的。经过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到伟大的“五四”，也是启蒙、救亡（爱国）、变政（反对军阀统治）相联结的。“五四”比“戊戌”大大地前进了，“戊戌”是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发端，“五四”则是启蒙运动的推进，但二者的骨架极相似。

　　救亡、革新与启蒙是近代中国三大急迫而突出的课题，是那个时代的中心内容。对于“戊戌”的救亡与革新，过去的论著写得较多，作了较充分的阐述，对它在思想文化上的启蒙却谈得很少。救亡与革新（变政）固然每每是激动人心的狂澜，而启蒙的激扬理性，启迪民智，反对专制，反对迷信，反对愚昧，在于改变中世纪的生活方式、观念意识、伦理精神、行为模式与思维方式，对两三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来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启封建之蒙，启传统之蒙，对冲破经过长时期的历史积淀而成的、已渗入骨髓的凝固化的文化潜网，对植根于传统小农社会的观念意识和伦理精神的根本性改造或创造性转换，是比救亡、革新更艰巨的任务。一个时代需要一个时代的国民，近代文明总是与近代国民的理性觉醒相伴而行，用滞留于中世纪的国民来推进近代文明的发展和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不冲破封建之蒙，不否定传统之蒙，近代化就缺乏现实的可行性，就缺乏能够赋予近代国家制度、管理体制以真实生命力的社会心理基础。改造国民性，改造民族精神，确立近代观念意识与行为规范，光靠思想文化的力量当然不行，它需要整个社会经济基础的根本改造，需要对现实“存在”的改造，需要“物心一致”的改造。但思想文化上的启蒙仍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因为对“物”或“存在”的改造，固然可以推动“心”的改造，但心的或民族精神的改造，同样会促进“物”的改造。西方从文艺复兴算起，到法国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花了两三个世纪，才把人从中世纪的神学桎梏下解放出来，为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乃至整个社会革命提供了必要的精神准备和文化氛围。马克思说，哲学革命是社会革命的理论先导，其实，启蒙也是近代化的理论先导，是传统社会过渡到近代社会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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