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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 与启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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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39:2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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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学会》。)由设会合大群以改变社会旧有的散漫性，使涣散的个人变为凝聚的社会力量，可惜的是，他们并没有把启蒙推向纵深，所谓“广联人才，开创风气”，亦仅局限于“官绅”阶级，开启士大夫“合群”（结社集会）的风气，参加“学会”的成员，无一不是士大夫和绅贵。因此“戊戌”启蒙的范围仍是有限的，同时为了争得士大夫或绅贵的同情和文持，又不能不偏离启蒙的真义。“五四”虽是继“戊戌”以采的启蒙之业，但它大大地前进了，它显示了比“戊戌”更彻底、更全面、更系统的批判理性精神和社会批判精神。“五四”已不像“戊戌”一代知识分子那样局部地反传统，而是把中国既深且久的文化传统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彻底的批判和否定。他们标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向落后于时代的中国传统礼教掀起了最猛烈的冲击，给当时的知识界、思想界以强有力的震撼。“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是同封建专制主义相对立的，是同宗法等级观念互为冰炭的；科学则是同封建偶像崇拜和封建迷信蒙昧主义相对立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正是以民主来反对“礼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以科学来反对封建迷信和盲从，反对“国粹和旧文学”，用科学的精神打破“宗法上、*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义、不合理的信仰”的。给被历代统治者奉为“天经地义”，“振古如斯”的“万世之至论”——以家族、伦理为本位的儒家文化以无情的打击，“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即是这个时代精神的最集中体现。“民主”与“科学”的提出，是五四前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寻求真理、探索中国致富致强之道所达到的最高成果，也是对前此的启蒙要求的总结，它真切地反映了“辛亥”后的时代焦渴与需求，因而成为五四时期文化意识形态领域里横扫专制与愚昧的两面所向披靡的旗帜，对中国人民起了振聋发聩的思想大启蒙、精神大解放的作用，无疑是“戊戌”难以伦比的。
“戊戌”而后启蒙运动的发展，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一登场就把注意力集中于*变革，它在思想上的宣传也是围绕着争取政权，所以文化上的启蒙工作，同盟会的《民报》还赶不上梁启超的《新民丛报》，那时的学堂、报刊、著译等启蒙要著，革命派也比立宪派做得少，如“戊戌”时期创办起来的作为新文化教育事业重镇的京师大学堂和商务印书馆，大抵仍是以立宪人士为核心；又如梁启超的论著，严复的译书，所具有的影响力和启蒙意义，也是革命派所不及的。把启蒙运动推向较高的形式，当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它不只是广泛地输入新学理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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