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蚩蚩四亿之众，数千年受治于民贼政体之下，如盲鱼生长黑壑，出诸海而犹不能视，妇人缠足十载，解其缚犹不能行。故步自封，少见多怪。曾不知天地间有所谓民权二字。”(梁启超：《爱国论》。)如何使滞留于中世纪的国民从专制统治的重重缚扼之下解放出来，迎着近代化的时代浪潮迈进，实现向近代国民的根本性转变？这决不仅仅是*或经济问题，也是思想文化问题，是启蒙的问题。

　　（一）以“新学”开民智。中国的启蒙运动与西方有所不同，西方是社会历史演进的自然产物，中国则是进入近代后才开始接受西方近代文明的浸染和启迪的。“西学”或“新学”是推动启蒙运动展开，促进社会新陈代谢的文化触媒，而变外来为内在的中介体（媒介）便是近代启蒙者。

　　在中国，启蒙者是最先接受西学启蒙的。他们在多大程度上突破或超越传统之蒙，又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向近代人的转变，必然影响到中国启蒙运动的命运。中国启蒙者所受的启蒙大抵来自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各种渠道进来的西书。梁启超在1896年编成《西学书目表》，收录了三百多种讲求西学的书。他说：“译出各书，都为三类：一曰学，二曰政，三曰教。今除教类之书不录外，其余诸书分为三类：上卷为西学诸书，其目曰算学，曰重学，曰电学，曰化学，曰声学，曰光学，曰汽学，曰天学，曰地学，曰全体学（人体学），曰动植物学，曰医学，曰图学；中卷为西政诸书，其目曰史志，曰官制，曰学制，曰法律，曰农政，曰矿政，曰工政，曰商政，曰兵政，曰船政；下卷为杂类之书，其目曰游记，曰报章，曰格致，总曰西人议论之书，曰无可归类之书”。这就是一套启蒙丛书，其中有些书直称之为《西学启蒙》、《格致启蒙》、《数学启蒙》、《西国乐法启蒙》等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就是受这些西学西政诸书启蒙的。二是上海租界和香港也启了他们的蒙。租界是西方文化的综合载体，是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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