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启蒙可以说是与她进入近代同步。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把封闭的中国引向世界，把“师夷之长技”首次列为课题，这对于摆脱根深蒂固的夷夏观念，走出传统的华夏文化圈，确立新的世界观念和宇宙意识，都起了积极的作用，无疑是启蒙的萌芽，是近代化的前奏。这些书在其初始可能并没有自觉的启蒙意向，但它窥察鸿蒙，实际上已具有近代启蒙的征兆。由这种征兆，经历三、四十年对声光化电、农商工矿的讲求，以器物的形式承担了直接的启蒙使命，它不仅冲撞了旧物，而且刺激了观念形态的新陈代谢，如重义轻利的社会价值观的变化，以经义为主体的传统知识结构的动摇，……然而，启蒙成为一场自觉的运动，却是从“戊戌”开始的。

　　“戊戌”启蒙作为一个运动，其核心内容便是“开官智”、“开绅智”和“开民智”。所以要“开智”，是因为我们的传统痼蔽大深，是因为那时西方世界早已进入所谓近代文化，东方世界则仍滞留于中古，那时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知识分子）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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