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积，皆由体制尊隔之故”。(康有为：《上清帝第七书》，《戊戌变法》（二），第204页。)要破除“体制尊隔”，必须突出“民权”，“今之策中国者必曰民权”，中国之政“当以兴民权为真际”。(《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62页。)所谓“民权”，即指“人民的权力”，包括自由、民主、平等等天赋人权。突出“民权”，强谓“民权”，就是对“君权”的剥夺或部分剥夺。把君权与民权分开，把君臣、臣民放在平等的位置上，不仅是对传统的“君权神授”观念的否定，也是对君为臣纲说的合理性的怀疑。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等人热情地宣传“民权”学说，把欧美权归国民视为“太平之公理，仁学之真诠”，他们遍数历朝君主的罪恶，并以“民贼”视之。呼吁：只有“执民权而强之，用民权而变之”(《湘报类纂》，杂录，己上，第12页。)，才能推进*的民主化和社会的近代化。毕生“致力于译述以警世”的严复，对韩愈所力倡的封建道统说的尖锐而激烈的批判，触及了专制政体的实质：
“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既已窃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觉而复之也，于是其法与令蝟毛而起。质而论之，其什九皆所以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必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觉，常不足以有为，而后吾可以长保所窃而永世。”(严复：《辟韩》。)“开智”与“愚民”是对立的，愚民是对君王专制政体的维护，开智则是专制政体的异军，是建立近代*体制的先路。昭示专制统治者愚民政策的实质是有助于开智的。严复从西方天赋人权学说出发，认为一定的政体需与一定的社会伦理、风俗习惯、文化教育等相联系。他把西方“天赋人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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