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启蒙运动以西方资本主义的天赋人权学说和自由、平等、民主的资产阶级原则来批判中国传统小农社会流行的君权观念、行为模式和伦理精神，显示了近代中国人批判理性精神的觉醒与成长；而其对传统宗法等级观念的冲击和对自我独立的意义、价值的推重，又体现了近代人文主义精神。“戊戌”一代知识分子以舶来的“西学”为文化触媒，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兴起了一股飓风，形成戊戌思潮，为救亡图存、抑制君权、突出民权的“革新”（变政）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但它无论是反传统的彻底性，还是启蒙的深广度，都远不及二十一年后的“五四”。具体说来，“戊戌”仍然没有摆脱传统的阴影，也没有越出传统的窠臼。对传统权威的依附显示了“戊戌”启蒙的不彻底性，他们还是借用孔子的权威和对传统的文化认同，来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史观和民权观念，来演出历史的活剧，尽管是“旧瓶装新酒”，但“托古”和“尊皇”仍然制约、影响着启蒙的生机和深广度。“戊戌”启蒙的局限不仅表现在它没有能砸碎“旧瓶”，没能推倒中国传统社会的精神象征——孔子，因而没能把落后于时代的传统包袱尽可能摒弃，而且表现在它一开始就与救亡图存的旨归紧密地纽结在一块，最激烈的民族主义与最激烈的民主主义的纠缠，无疑又冲淡了启蒙运动的相对独立性和理论先导性。“戊戌”时期所揭示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原本是最具有启蒙的内涵，但“开智”和“新德”作为启蒙的钥匙，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仅停留在“开官智”、“开绅智”的阶段，既没有“由省推之府”、“由府推之县”，更没有“由县推之各乡镇市”。“戊戌”一代知识分子曾采取过一些措施，如开报馆、办报刊（这是启蒙所绝对必需的传播媒介），兴学堂（教育是启蒙的基石），开学会（这是启蒙的信息集散中心），他们试图由倡学以启民智，以改变封建锢闭的愚昧性，提出：“开风气，开识，非合大群不可！”“合群非开会不可！”(《康有为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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