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严复主张的启蒙与孙中山主张的实行，是交替互补的。孙中山专注于实行，但在经历民国初年的挫折后，也认识到了启迪民众的重要性。严复致力于启蒙，但没有脱离中国士大夫入世的传统，仍究心于*斗争的风浪。他哀叹“四十不官押皋比”，奔波南北四进科场以求仕达，连辞校长辞务不专心于教育事业，被拉人筹安会则身于*漩涡的中心，都表明实行的洪波始终萦环于启蒙家的情怀。严复的启蒙宣传对孙中山所领导的民主革命起了必不可少的推动作用；而孙中山的革命实践大大拓展了启蒙思潮的影响力。

　　然而，近代史上的启蒙与实行的互补，并没有跳出“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的怪圈。近代百年的中国现代化运动常常陷入了大大小小的“恶性循环”的命运。往往一个单一的因素害于其他所有的因素，如*进程的挫折，往往是因为经济、思想、学术的不发达；经济之不能进步，往往是因为*、思想、学术之不够健全……一个单一因素的进步，都可能为其他因素之辐辏而吞没。现在中国全力进行的现代化运动，正从经济层面推向*体制、精神文明和社会全面变迁的轨道上，必将跳出历史上恶性循环的怪圈。

　　第三，严复与孙中山孜孜以求的现代化，是难以成功的，被动的现代化。近代百年的中国现代化并非发自本国社会内部，而是在外力压迫下对外来模式的一种回应。他们在帝国主义侵略的压迫及西方文明的刺激下，积极主张对外开放，主张仿效西方模式实现国家现代化，但这种开放是被迫的开放，这种现代化是被动的现代化。他们渴望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但是先生老是打学生，拥有现代文明的西方发达国家并不希望中国的后现代化获得成功，总是阻碍中国现代化因素的发育。他们的梦幻总是破灭。中国*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国家独立，为中国的现代化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同时，实现了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的历史性转变，使被动的现代化发展成为主动的现代化，保证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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