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作为资产阶级*家却选择了社会主义，其宗旨是希望通过“平均地权”和限制私人资本主义使中国不致象欧美发生两极分化和社会冲突的惨剧。1903年他在《复友人函》中第一次提到社会主义，该信表明他主张社会主义是因为欧美资本主义发展演成了“富者富可敌国，贫者贫无立锥”之惨境(《孙中山全集》第1卷，228页。)。1905年5月他与第二国际领导人晤谈，自称“中国社会主义者”，表示“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使中国由“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孙中山全集》第1卷，273页。)此后，他多次解释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并每每强调其限制资本主义的意旨。《实业计划》提出以机器生产取代手工生产的产业革命与以国有制取代私有制的社会革命同时并举。他希望通过避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避免资本家与劳动者的两极分化，是一种缺乏现实性的主观社会主义。

　　严复对西方社会存在的贫富悬殊的现象是有所认识的。他在《原强》中提到：“垄断既兴，则民贫富贵贱之相悬滋益远矣……夫贫富不均如此，是以国财虽雄而民风不竞，作奸犯科、流离颠沛之民，乃与贫困相若，而于是均贫富之党兴，毁君臣之议起矣。”他也感受到了“均贫富之党兴”即社会主义暗潮的涌动。但由于他留英两年是在资本主义则开始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的时候（此后他仅于1905年再次短暂涉足西方社会），故他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弊端及欧美不能免于第二次革命之情境的体会不如孙中山痛切。回国后他长期为洋务派效力，对官督商办、对政府垄断经济的危害却有深刻的认识。还有，他不同于孙中山热衷于博爱与人道主义的价值，而是信奉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切都导致他作出经济自由主义的选择。

　　于是，孙、严两氏提出了形成鲜明对立的经济现代化的纲领。

　　孙中山主张“平均地权”和土地国有。《同盟会宣言》规定通过土地增价归公实现土地国有化：“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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