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严复批评“中体西用”为“马体牛用”的《与（外交报）主人书》中，有一段理应更受重视的言语：“继自今，凡可以瘉愚者，将竭力尽气皲手茧足以求之。惟求之能得，不暇问其中若西也，不必计其新若故也。有一道于此，致吾于愚矣，且由愚而得贫弱，虽出于父祖之亲，君师之严，犹将弃之，等而下焉者无论已。有一道于此，足以瘉愚矣，且由是而疗贫起弱焉，虽出于夷狄禽兽，犹将师之，等而上焉者无论已。”提出要“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也就是说只要有利于实现文化心理结构的现代化，不管是中学西学、旧学新学，都要兼容并包。这可看成他提出的建设现代文化的方针。严复的开拓性探索，由五四时期“吾人之于学术，只当论其是不是，不当论其古不古；只当论其粹不粹，不当论其国不国”(《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384页。)的兼容并包主义作牵接，到毛泽东总结出区分精华与糟粕的科学性标准，这一脉超越传统与西化之争的、对中西古今全面开放的文化精神，预示了中国文化下一步的走向。

　　把严复前期力主学习西方的态度概括为全盘西化论，无疑是视阔远之胸襟为狭之识量。论者以他在《原强》中提出的“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作为其前期的文化纲领，认定他主张西体西用的文化重组论，这是一种误解。他在批评“中体西用”时，指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公式只是他对“西学之体用”的一种解说，而不是他所主张的新文化的纲领。他的本意应该是，不论中体、中用、西体、西用，只要有利于现代化，就都是构架新文化的质素。

　　把严复晚年的思想转变概括为“复古主义”，也不符合他的思想实际。他仍然信仰西方文化民主与科学的基本精神。他还信仰民主，他的立足于西方理论基础之上的君主主义与复辟势力立足于封建纲常名教之上的君主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仍相信科学，只是在唯科学主义的前提下给宗教的存在留下了余地，在相信天下事理多可以科学通之的前提下怀疑科学能解决人生观的一切问题，“不敢将幽冥之端，一概抹杀。”(《与诸儿书》，《严复集》第3卷，825页。)这些基本主张与前期相比没有原则性的变化。总之，严复一生在文化问题上的基本主张是中西融合。

　　孙中山在谈论其他问题时有着眼于现实需要随兴而发的特点，但在文化问题上强调取中西文化而融贯之却是一以贯之的方针。1905年他在东京对中国留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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