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还面临将传统文化改造成现代文化即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的任务。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中心目标，是创立适合现代化的工业社会和现代化的中国人的新的知识价值体系。

　　前已提及，致力于文化启蒙是严复抛心力而为之的中心工作。戊戌时期他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启蒙三民主义。他所做的实际工作也在启蒙方面，因其在文化启蒙上的显著成绩与在*实践领域的无所作为形成鲜明对比，曾被人批评是一个坐着空谈但不会行动的人。戊戌政变后，他对*更加灰心，自此惟以译书自课，严译名著多完成于这一时期。辛亥革命后，他因老病难有作为，但最关心的还是启蒙三民主义。他希望创立一种促进人的现代化的基础教育结构与文化机制。他是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先驱者。

　　孙中山更关心的是实行，武昌起义前因忙于奔走革命（组织了十次武装起义）而未暇多注意文化启蒙的问题。改良派以兴民权必先开民智相难时，他和他的战友答以汉人适合于民主共和及以革命开民智。然而，民初西化制度与传统思想的脱序，武昌起义、二次革命、护法运动的相继失败，使孙中山逐步认识到了精神与心理建设的重要。他认为民国以后种种失败，主要是党人精神不行与国民知识程度不足。护法运动失败后，他写成《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针对革命党之心理被“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所役，提出知难行易说作为心理建设的基础；针对“民国之主人，实等于初生之婴儿”的国民心理状况，提出训政理论，要党人和革命政府教育、训导民众，做保养民国之主人由初生之婴儿成长的伊尹、周公。此番言论与严复的启蒙三民思想表现了某种同一，说明他开始重视通过文化革新实现人的现代化以推动中国社会结构的现代化的启蒙主题。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曾长期胶困于“新”、“旧”、“中”、“西”之争的漩涡，情绪性的宣泄多于理性的思辨。严、孙两氏的文化选择超越了中西之争的狭窄偏见，确立了取舍中西古今文化的现代性标准，形成了凡是有益于中国现代化的不论中西古今都予以接纳的健全文化心态，力主从中西文化价值的整合中建立通贯古今、融汇中西的中国现代文化。

　　论者习惯于以从西化主义到传统主义的归约描述严复一生的思想变化。这明显低估了他为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所做的开创性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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