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一汉人的民族国家(参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88、220、232、273页。)。严复批评了华夷之辨的观念，不同意革命派的种族革命理论。他在《原强》中指出：“今之满、蒙、汉人，皆黄种也。由是言之，则中国者，邃古以还，固一种之所君，而未尝或沦于非类，区以别之，正所见隘耳。”意即历史上不存在亡国于异族的问题，若强调满汉之辨恰恰是狭隘的表现。他不相信革命党人鼓吹民族主义能救国：“民族主义将遂足以强吾种乎？愚有以决其必不能者矣”(《社会通诠》按语，《严复集》第4册，926页。)。严复的见解是有道理的，但孙中山也有利用华夷观念的策略需要。
孙中山认为中国应直接采用民主共和政体，不必先经君主立宪政体。严复不同意给资产阶级的两种政体形式作出美恶的价值判断。他认为：“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宪法讲义》，《严复集》第2册240页。)认为不仅民主共和政体不适时，甚至实行君主立宪也为时尚早，理由是中国国民民智未开。
他们一个以为实行民主共和为时尚早，一个认定建立民主共和其时已至，那么，时代潮流又作了何种选择。历史嘲弄了改良派，也嘲弄了革命派。一方面暴力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改良派寄希望于清廷实行君主立宪的要求为历史大潮淹没；另一方面，共和国转眼间徒具形式，形成了制度和价值观念的脱序，共和政府成立了，但皇权思想和臣民心理还根深蒂固。严复与孙中山关于中国现代化的*选择都落空了，但又都包含着合理的因素。
孙中山暴力革命的选择应验了，而严复预言激进路线将导致“其进弥骤，其涂弥险，新者未得，旧者已亡，伥伥无归，或以灭绝”的结局也应验了。严复自然更坚信开明专制论，但由于君主制已成过眼烟云，故开明专制论一变而为强人*论。他盼望出现强有力的*领袖以克服*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分裂。孙中山也不得不思考严复提出的“顾破坏宜矣，而所建设者，又未必其果有合也”的问题。民国成立后，他多次讲到了破坏与建设的关系。在《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中，他又讲：“夫革命之有破坏，与革命之有建设，固相因而相至，相辅而相行者也。今于革命之后，而不开革命，是无革命之建设矣。”基于这一考虑，他设想在革命之后创一训政时期，为实施宪政创造条件。
强人*论与“训政”说，是严复与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进行认真反思的产物，是对中国*现代化历程认识的深化。辛亥革命的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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