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器物技能、法权制度、思想行为三个层面逐步推进。器物技能层面的现代化最明显的就是洋务运动。严复孙中山对洋务运动都曾寄予希望，但两人均经历凄凉，李鸿章让严“总办学堂，不预机要，奉职而已”，对孙干脆拒之门外。严、孙两氏所受的羞辱，与其说是遭李鸿章的冷遇，不如说是李所代表的官僚*拒绝了超越洋务派的改革要求。当洋务派的改革计划因甲午炮火付之一炬时，他们毅然寻求取代洋务派单纯经济现代化路线的体制外改革方案。严侧重于文化启蒙，孙则更关注建立取代专制政体的现代政府，但两者均突破了“中体西用”的藩篱。
严复尤致力于观念现代化，但他并非不关心*改革。他主张效仿英国的立宪*，并曾于1896年的《原强》修订稿中提出“设议院于京师”的主张。他在宣传时提出设议院的目标，但当*改革提到日程上来后又不得不面对现实从设议院的主张上后退。当革命思潮取代改良主义思潮成为时代主流后，他主张先实行地方自治后开国会的思路日渐明确。这是一条渐进的*改革路线。
孙中山也说要先实行地方自治后组织国会，但孙说与严复的方案有明显的不同。严选择“安朝廷而奠磐石”，以地方自治为实行君主立宪之过渡；孙则力主颠覆朝廷，主张在民主革命之后以地方自治为共和立宪之过渡。孙中山在1894年上书李鸿章失败后，即立意驱除鞑虏，倾覆满清朝廷。1906年制定的《军政府宣言》勾画了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和程序。这样，严复与孙中山一个以改良求立宪，一个以暴力求共和，形成了互相对立的*现代化方案。
严复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的激进路线多有批评。1898年，他在《论中国分党》中批评“孙之为人，轻躁多欲，不足任重”。1903年出版的《群学肄言·自序》责备革命派“擅撞号呼，欲率一世之人，与盲进以为破坏之事。顾破坏宜矣，而所建设者，又未必其果有合也，则何如其稍审重，而先咨于学之为愈乎！”(《严复集》第1卷，123页。)他未直接参与清末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大论争，但其观点与孙中山的主张形成了鲜明对立。
孙中山揭橥民族主义，号召驱除鞑虏，排满兴汉。他把满族统治者称为“外国人”、“异种”、“东北一游牧之野番贱种”、“篡权的外来人”，呼吁废灭鞑虏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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