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化国家经常遇到的问题,即出现“权威危机”。强人*论与“训政”说即是为了*进程中的“权威危机”,防止*衰弱而提出的理论。两种学理对国家权威的强调,反映了孙、严两氏均认识到了中央集权是*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实现稳定与实现民主是*现代化的两大目标。
由于中产阶级缺乏必要的经济基础,他们只能寄希望于旧官僚袁世凯稳定秩序,孙自愿让总统于袁,严期望袁充任收拾时局的“铁腕人物”,结果都不自觉地帮了袁世凯帝制复辟的忙。
二
严复、孙中山都意识到了经济在国家现代化中的至关重要性。严译《原富》一书,是近代史上传播西方资产阶级功利主义价值观的最重要著作。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实业计划》是第一幅气魄宏大而又可以操作的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蓝图。《原富》与《实业计划》是中国经济现代化思想发展的两座里程碑。
严、孙两氏也都意识到了经济现代化的实质是实现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他们否定了“重本抑末”的观念,主张农工商业并重,并非常注意交通运输业。他们主张以先进的机器生产取代落后手工生产以实现中国的产业革命。严复提出农业必须采用机器耕种的办法:“民日蕃种,非汽耕不足以养”(《严复集》第4册,884页。)。主张民族工业也必须以机器代替人力,“由来一货之战,其中必有最费之功,制作之家,所欲代以机器者,亦于此为最急,此机成则物价之减者常无算。”(《严复集》第4册,859页。)孙中山主张:“于斯际中国需机器,以营其巨大之农业,以出其丰富之矿产,以建其无数之工厂,以扩张其运输,以发展其公用事业。”(《孙中山全集》第6卷,250页。)他们的经济思想因深具产业革命精神,而印上了鲜明的现代化印记。
然而,当他们进一步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思考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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