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与近代化建设紧密结合

与明末清初的西学输入大都未能与实际应用尤其未与生产建设结合起来明显不同的是，洋务时期译介西方自然科学，大都与洋务运动的练兵制器、建厂采矿等近代化建设紧密相联。这正如华蘅芳讲到他之所以首先翻译《金石识别》，是因“五金之矿藏往往与强兵富国之事大有相关”，而之所以接着又译《地学浅释》，是因“金石与地学互相表里，地之层累不明，无以察金石之脉络”<宝成关：《自学成才，献身祖国（爱国数学家华蘅芳）》，《中国近代爱国者百人传》，第105页。>。由此可见，洋务派的“求强”“求富”活动推动了对西方自然科学的翻译与引进，而与近代化建设相结合，既翻译西方自然科学的学术著作，又翻译出版一些具有实用价值的普及性著作，包括各种教科书，则是此次引进西学的最显著特点之一。

4．选择性有所增强

明末清初的翻译引进，完全听命于耶稣会士，最突出的事例是《几何原本》翻译的中止，表明中国毫无主动性与选择性可言。洋务时期的翻译活动，虽然仍由传教士与中国学者合作，采用传教士讲授，中方笔录的方式进行，但主动权已掌握在中国方面。特别是洋务派控制的翻译机构，如江南机器制造局、同文馆这两个输入渠道，已打破了过去教会对翻译活动的垄断地位，完全可以按中方的需要决定翻译引进西方的何种著作。即便有传教士参加，他们也只是受雇于清政府的译员而已，必须服从中方的指令。例如傅兰雅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中就指出：“中国大宪已数次出谕，令特译紧要之书，如李中堂数次谕特译某书等”<《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24—25页、14页。>，表明翻译活动完全是在洋务派的领导下进行。这样翻译活动的主动性与选择性，就比明末清初时期大为增强，可以根据洋务派的需要选择译著。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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