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时期第三个传播西学的渠道，是外国教会。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建立的墨海书馆，自1848年伟烈亚力来华继任为主持之后，开始翻译出版科技书籍。1852年著名数学家李善兰也来到墨海书馆，由双方合作翻译西文科技书籍，进一步提高了翻译的速度与质量，从而使墨海书馆成为近代中国许多先进人士接触西学的一个重要窗口和媒介。后来1884年创办的同文书会（1894年改名为广学会），更是“以西国之学广中国之学，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相标榜，成为外国教会在华所办的最大翻译出版机构。

上述三个渠道译介西学，各有侧重。以江南制造局为代表的军事企业系统，所译之书，多以“制造”为主；而直接隶属总理衙门的同文馆，所译之书则以“公法”类居多；以墨海书馆为代表的教会系统，译书则以宗教为主。但是不论哪个渠道，都翻译出版了相当数量的天文、算学、地理、博物等科学技术类乃至涉及基础科学的数理化方面的书籍。尤其是洋务派首领李鸿章，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从西方工程技术中，逐渐认识到基础科学的重要，指出：

“窃谓西洋制造之精，实源于测算格致之学，奇才叠出，月异日新。即如造船一事，近时轮机，铁胁一变前模，船身愈坚，用煤愈省，而行驶愈速。中国仿造，皆其初时旧式，良由师资不广，见闻不多。官厂艺徒虽已放手自制，止能循规蹈矩，不能继长增多。即是访询新式，孜孜效法，数年之后，西人别出新奇，中国又成故步，所谓随人作计终后人也。”<《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8。>因此主张向西方学习不能停留在仿造上，还要“探制之原”，加强基础科学的引进研究，才能“别出新奇”，不至于总是跟在洋人后面亦步亦趋。这样洋务派的译书，便由船坚炮利的兵工知识，进而深入到声光化电等基础科学方面，从而使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得以比较系统地输入到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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