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认为：“西法兼博大潜奥之理，苦于语言文字不同，将欲因端竟委，穷流溯源，舍翻书读书无善策。”<《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6。>江南制造局总办冯焌光也说：“枪炮火药与轮船相维系，翻书与制造相表里，皆系今日要图，不可偏废。”<《海防档》丙，机器局（一），第103页。>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江南制造局创立不久，便于1867年设立了翻译馆，聘请英国人傅兰雅、伟烈亚力，美国人金楷理、林乐知、玛高温等从事翻译，并由局员徐寿、华蘅芳、王德均、徐建寅等协助。该局翻译，主要围绕军工制造进行，如同魏允恭在《江南制造局记》中所说：“盖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扞格不通，故虽目习其器，究不明乎用器与制造之所以然。本年局中委员，于翻译甚为究心，…专择有裨益制造之书，详细译出”<《江南制造局记》卷2。>。因此其所译之书，以兵学与兵器制造居多，不过涉及学科门类却很广，据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介绍，大致有算学测量、兵机、化学、地理、地学、天文行船、博物学、医学、工艺、水陆兵法、年代表新闻纸、造船、国史、交涉公法、零件等门类<《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24—25页。>。
除江南制造总局，其他一些大型军事企业，如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机器局、金陵机器局、淮军天津机械所以及天津水师学堂，也相继附设了翻译机构，翻译了许多有关军事技术、水陆兵法以及各种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书籍。
洋务运动时期，译介西方自然科学的又一重要机构是同文馆。同文馆作为培养外语人才的学校，其《馆规》明确规定，学生学制八年，重点培养翻译能力。恭亲王奕䜣1866年建议同文馆增设算学馆时又强调：“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不自天文、算学中来。现在上海、浙江等处讲求轮船各项，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即习学皮毛，仍无裨于实用。”<《洋务运动》（二），第22页。>奕䜣把学习天文算学等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作为练兵制器的“根本”，要学员用“着实功夫”加以讲求，以免只学皮毛无裨时用的思想，使同文馆始终把翻译西书，作为其重要活动之一。“八年毕业诸生，最末两年都须译书，而留馆学生也讲求翻译书籍，无论教习学生，翻译有成的，均有奖励。”<《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第44页。>从而使同文馆在洋务运动时期成为输入西学的主要渠道之一。而且自京师设馆译书之后，沿海各口岸相继仿行，次年李鸿章即在上海设广方言馆，后又有广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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