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主张兴办近代工矿业，“以官办承其先，而商办承其后”（注：《与周谓臣提军》，《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三，第24页。），他批评官办的基隆煤矿时说：“即台郡近事言之，鸿荒乍辟，物产丰盈，煤矿樟脑本有可言之利”（注：《答何小宋制军》，同上，卷一九，第7页。），但由于单纯官办使效益不好，希望“听商经营”。

　　　　（三）倡导台湾建省。

　　1885年4月，李鸿章在中国军队大胜法军的大好形势下， 与法国政府代表在巴黎签订了《中法简明条款》，清政府下令撤兵。对此，左宗棠内心万分悲痛，上奏“要盟宜慎，防兵难撤”。他指出：“法夷犯顺以来，屡以忽战忽和误我大局”。如今基隆、澎湖仍被占领，“岂可再涉含糊耶？”“如果基澎不邃退还，则当道豺狼必将乘机起噬，全台南北不独守无可守，抑且防不胜防。此要地之不得不争，所宜慎之于先者也……此边防军不可遽散，所宜防之于后者也。”（注：《密陈要盟宜慎防兵难撤折》，同上（奏稿），卷六四，第22－24页。）言辞恳切，充分表达了这位海疆大臣对台湾等沿海要地的高度重视和一片赤诚爱国之心，怎奈当权者不听奏告，左宗棠满腔报国热情，却也“回天乏力”。

　　6月，左宗棠身体病重，奏请告退。在这种情况下， 他仍连上两折，对保卫台湾和加强海防提出了颇有远见的建议。他从东南沿海的战略形势出发，认为台湾必须迅速改建行省。他说：“今日之事势，以海防为要地，而闽省之筹防，以台湾为重地”；“台湾孤峙大洋，为七省门户，关系全局，请移福建巡抚驻台湾，以资震摄。”（注：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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