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政东南的这段时期，左宗棠深刻领会到了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事实，迫切地想兴办船政，加强中国的海军建设。1864年6月， 左宗棠向清政府提出了创办福州船政局的奏请。他说：“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但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的船舰横行于中国沿海，“星驰＠①举，无足当之”；因此，“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注：《拟购机器雇洋匠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第3册，第61页。 ）左宗棠办理船政局，是服从于“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指导思想的，是要“尽其（指西方）所长归之中土，相衍于无穷”（注：《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上（书牍）卷八，第63页。）。事实证明，正是有了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才有了我国第一家机器造船厂，有了第一所船政学堂，有了第一代轮船布防于沿海七省。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当时的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即被任命为台防大臣，率福州船政局制造的15艘轮船加紧布防于台北、澎湖、厦门等地，使侵台日军感到“抵台南之船非中国新船之敌”（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四，第4页。），未敢再有下一步侵略行动。兴办船政之举， 极大地加强了包括台湾在内的东南沿海防务，充分显示了左宗棠的远见卓识。

　　左宗棠还注意到“台湾物产丰饶”，是“产米之乡”，主张“立社仓，广谋储积”；驻岛官员对居民要“顺其性而抚之，勿有扰害”，以后“无论输款内附，供粮当差，于国家有益无损”（注：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3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