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异地的左宗棠闻讯后，立即给沈葆桢致信，说：“贼图逞志于此，必先上岸作埠头……我军水陆兵力，乃可制此凶锋。”（注：《与总理海防沈幼丹大臣》，《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四，第20页。）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又强调“水陆防剿，均宜兼筹。”他认真分析了海防形势，指出：“闽中各郡半滨大海，台防有警，各郡海口均宜设备。台郡地形如梳，延袤千有余里，均需严密布置……滨海各省均须戒备。”他对李鸿章派枪队援台深感欣慰，却又担心“惟不知人数若干，此外可有续派否？”鉴于福州船政局已派出15艘轮船赴台，而沈葆桢又被任命为台防大臣，他对台湾防务充满信心，认为“幼丹志虚忠实，久悉中外情形”，“以事理而言，自能有济。”（注：《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上，第20－23页。）后来的结果证实了他的预测。由于沈葆桢在台湾采取了有效的防御措施，使得日军的侵台气焰受到遏制，迫使日本政府将对华重心从军事上转到外交上面，依靠外交来压迫清政府就范。

　　10月，软弱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台事专条》，规定中国不仅赔银50万两，还要承认此次侵台事件是“保民义举”。这一现实使左宗棠受到很大触动，他认真总结了这次海战的经验教训。在上总理衙门论海防问题时指出：“从前设炮台，有不得地势者，有不如洋式者，有和议定后虑以更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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