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恢复班兵制。台湾设郡之初，清政府决定实行更戍制，由内地调兵更番驻守，三年为期，兵额为一万四千余名，防守力量相对比较强大。但是，在咸丰年开始，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各地兵员不够调拨，便从台湾抽调兵力，使得更戍之制名存实亡，实际戍兵仅有四五千人。左宗棠在奏折中揭露了当时台湾军政的腐败情况，认为“以前台湾道设有道标，以备调遣，近自道标裁撤，遇有剿捕之事，文员不得不借重武营，一任其虚冒侵欺……武营纵兵为奸，营兵以通贼为利，全台之患，实由此起。”他建议：“今欲复兵制，则宜遵班兵旧章；欲重道员事权，则宜复设道标”，主张镇兵仍由道察看，以互相维制，从而“军政可举”。（注：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3 年版， 第136页。）对于台湾的吏治腐败，他严加整顿，选调得力官员。 在台湾道员、总兵两个海疆要职上，他亲自遴选，破格提拔“守洁、才长、兼通方略”的福建盐法道吴大廷调补台湾道员；又将功勋卓著的原福宁镇总兵刘明灯调补台湾镇总兵，在这两人的努力治理下，台湾的军政情况不久便大有起色。

　　其次，兴办船政。台湾水师原设军舰九十六号，但在左宗棠主持闽浙时，只舰无存。每年派发的修船费用均被文武官员“虚冒侵欺”，中饱私囊。左宗棠针对这种现象，决定“移此款项制船巡洋，募练水兵，以求实效”（注：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 136页。）。为了增饷练兵，左宗棠还将金门改设副将，由福建水师提督专辖，裁并了一批冗员，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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