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论端者。今既言防，不能不慎益求慎。”在论及如何设置炮台时，他建议采用“铁制”和“砖砌”两种炮台样式，“台上所设大炮，宜对准船上来路”，“炮床下宜按活轮，随时取准”，“水面阔，按大炮，水面狭，按次者小者。再能如西人测定坠数，施放则用炮，设台能事毕矣。”通过这次海战，他十分重视水雷的重要作用，要求福建船政局学造水雷，“如其有成，则海防固而费亦可节也。”（注：《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上，第50－52页。）
19世纪70年代初期，由于俄国出兵伊犁和日本侵台事件相继发生，中国的西北边塞和东南沿海同时面临着严重的局势，塞防与海防之争由此展开。左宗棠作为内地总督，在阐述塞防重要性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海防的意义，强调“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注：《交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粮运情形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第6册， 第192页。），“轮船能控驭四海， 实国家久远之规”（注：《请敕闽省的拨船经费版》，同上，第5册，第351页。）。在沿海局势上，他分析道：“就海防分言之，闽、粤、吴、越、燕、齐及孤悬各岛，凡可收船寄＠②之处，均宜逐加察勘而预为之防，固也。”他强调台湾等处为“各岛之要”，“宜严为之防”（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八，第23页。）。作为一个内陆大臣，左宗棠能从全国大势出发，强调海防与塞防并重，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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