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远在西北的左宗棠便亲自上奏请求由沈葆桢专管船政事宜，防止吴棠处处掣肘。清廷鉴于沈葆桢曾担任过江西巡抚，又是进士出身，遂特授他“总理船政大臣”的尊号，地位相当于总督、巡抚，以免顽固大臣的刁难。但顽固派并不甘心，继1867年的同文馆之争后，1872年又因内阁学士宋晋奏请停办造船工程再度发生了顽固派同洋务派关于是否继续制造轮船的争论。
宋晋是顽固派的又一个著名代表人物。他在1856年任光禄寺卿、署理礼部左侍郎时，曾向清廷建议雇用外国轮船来配合清军进攻太平军。1861年，他为镇压太平天国，疏请扩大曾国藩的兵权，并请求提升左宗棠、沈葆桢。当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在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后大举兴办洋务之时，宋晋则竭力加以抵制，主张恪守祖训，注重礼义道德，维护纲常名教。1872年1月23日， 他向清廷上奏说：福州船政局连年制造轮船，经费已拨用四五百万两，“糜费太重”。他认为，如果说造船是将用以“制夷”，现在中外早已经议和了，因此“不必为此猜嫌之举”，即便是造了一些船，也断不如各国轮船之便利，“名为远谋，实同虚耗”，建议将两处轮船局“暂行停止”〔9〕。 清廷将宋晋的奏折发交地方官员讨论。福州将军兼署闽浙总督文煜、福建巡抚王凯泰倾向于宋晋的观点，他们于1872年3月17 早日早奏折称：福州船政局用款已超过原来的预算，现在虽造成6艘轮船，但“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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