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曾国藩、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一批洋务派官员则反对宋晋停止造船的奏请。两江总督曾国藩于1872年3月7日致函总理衙门说：当初造船，“非不知需费之巨，成事之难，特以中国欲图自强，不得不于船只、炮械、练兵、演阵等处入手，初非漫然一试也”〔11〕。陕甘总督左宗棠见到宋晋、文煜等人停止造船的奏议后，怒不可遏， 立即于5月2日上奏，指出：“制造轮船，实中国自强要着。 臣于闽浙总督任内，请易购、雇为制造，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得不师其长以制之。”5月26日， 船政大臣沈葆桢上奏力驳宋晋的非难，他指出宋晋以制造轮船为“猜嫌之举”，有碍同西方列强“议和”，那么就应该尽撤藩离，甚至水陆各营也必须全部解散而后可。他针对宋晋所说的“不能如各国轮船之利，名为远谋，实同虚耗”的奇谈怪论，反问道：“譬诸读书，读至数年，谓弟子当胜于师者妄也；谓弟子即不如师矣，莫若废书不读，不益妄乎？”沈葆桢强调说，如果停止造船，不免尽弃前功，“而鹊巢鸠居，异族之垂诞尤可虑”，只有继续造船，“则已成之绪不致中乖”〔12〕。6月20日， 直隶总督李鸿章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