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是在理学弥漫学界的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不可避免的会受到理学的影响。他们提倡经学，但最初的动机不仅仅是批判理学，还在于以经学来弥补理学的不足，即取证经书来说“理”。因而，清初学者回到经典文本，以此来为理学寻找依据。以王学为宗旨者，如黄宗羲、黄宗炎、胡渭选择以《周易》作为考察对象，目的就在于攻击程朱一派构筑其学理的基础——“太极图说”之伪；相反，以程朱为宗者，如顾炎武、阎若璩则选择以《古文尚书》为考证对象，其目的也在证明王学一派赖以建立其学说的“虞廷传心”方针——“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唯精唯一，允执厥中”之伪。[1] (P347)
其二，经世致用的学术追求使得学者以“古学复兴”的形式表达他们的经世理念。明清鼎革造成的剧烈社会震荡迫使学者们对社会现实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但是，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清初的学者们无法找到一条完全超越传统的学术路数，只能回归元典，以“复古求解放”（梁启超语）。黄宗羲批判了明末“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的空疏学风，主张为学必先穷经，兼治史书，以求通经治史，经世致用。故全祖望曾称之曰：“先生始谓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元元本本，可据可依。”（《鲒埼亭集外编》卷16《甬上证人书院记》）顾炎武反对载之空言而不能见诸行事的空虚之学，重资料，重实证，“著书不如抄书”是其座右铭，《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系“有得即录”，抄撮而成，而《日知录》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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